昭通市妇联举行四届四次执委（扩大）会议

首先比较英美法的传统和现实。

5.欧洲人权法院刑事判例中的证据补强 在大陆法系国家，证据补强是实现证据充分的普遍性要求，但其制度性强调和实践重视，主要是在证明发生困难、遇到疑难的情况下。以证明力自由评价为前提，以裁判者内心确信为依规，必然要求消除预先设定的证明力栅栏。

而且图示法中以不同符号表示不同的证据关系，既可以发现证据构造中的证据印证，又可以展示其间的矛盾，还可以说明证据间的作用方向（一证据对另一证据的佐证或两个以上证据的相互印证等），这样就使笼统的印证与不印证（矛盾）的分析得到具体的展开，从而促进了分析的精密，而且在科技发展及智能化条件下，还为电子化辅助证据分析手段的发展，以及进而实现人工智能辅助证据分析创造了条件。其次是应当注意单一证据定案的条件。然而，德国《刑事诉讼法典》要求法官通过行使第240条规定的提问权来澄清案件事实的法定职责，以及《欧洲人权公约》第6条第3款确认的公正审判权，始终不得因此而遭贬损。单一证人的证言即使可靠也只能构成半证。因此，案件的全貌需要在全案证据经过评估和权衡后才能看到。

（二）证据契合与证据补强法则 确认单一证据可能具有的价值，并不否认证据印证信息的重要性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，在一对一证言矛盾情况下，裁判者必须对案件的证据进行总体评价，考察各种可能影响裁判的情况，并将其纳入心证结论的形成过程中。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仍然较多，管了很多不应当管理的事项，相关法律规定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。

对不同的群体探索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，让他们徜徉在法律的琼宇内，自觉做法律知识、法治精神、法治信仰的施用者和传播者。中国律师业最初从国家公职范围中脱离出来，切断与国家权力的关联之后，律师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市场化主体，在社会中为民众提供服务，获得收益。只有上述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的具体角色得到合理定位，有机的法治社会理想才有可能实现。二是无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，以不正当手段榨取企业职工的合法收入和福利所得，且心存侥幸，逃税避税，少缴甚至不缴社保费用。

（三）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商业运作过程中，不应当只将利润收益作为其长久稳态运营的绝对重心，而失却对次重点的有效关注，表现为极端弱化对其他关系的处理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，其中就包括发展律师、公证等法律服务业。

在社会组织方面，也存在诸多问题，社会组织缺乏基本法立法，总体上立法位阶不高，已有规范多是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，规范内容不齐，关于登记程序和政府管理的内容多，而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权利保障的内容很少。4.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先锋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尊重民众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基础上的法治社会，从权利保护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看，独立于国家公权力系统且有权专门从事法律活动的独立的律师，可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参与，从而对公权力进行监督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，从而更好的保护个人权利。（四）政府应主动发挥统筹作用共同应对问题 法治社会建设中，政府是最主要的公共事务主管者，自然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最主要担当者。实践中，律师是提起公益诉讼较为常见的主体。

在刑事诉讼中，会见被关押人员，了解基本案情，作出诊断。一旦遭遇风险，在社会主体自身无法抵挡风险的情况下，政府应当承担兜底责任。法治社会建设中，各种社会主体有其不同的风险，企业需要面对市场的风险，社会组织也存在政治风险和腐败风险。具体而言，一方面，强调资源到位，从资金、信息、政策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体提供诸如场地设备、补贴资助、项目信息、法律咨询、财务评估、注册协调等资源，帮助社会主体存续。

社会组织则可能将自身的理念绝对化，其结果必然是将个别群体的观念和标准强加给其他群体，从而招致不满。在陌生化的社会中，社会资本难以在既定的组织结构中存续。

这需要政府积极作为，尽力推进。在此进程中，政府特别需要正确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，并与之一起进行科学的建设，共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。

这些使得律师成为与政府事务相关的法治社会建设中成为重要角色。制度实施、监管和评估，是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工作。社会组织可以整合社会上的各种资源，其整合形式灵活多样，可能更好地实现特定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、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，提供政府和市场不能或不好提供的公共服务。非诉讼业务的范围则很宽泛，是指律师为当事人处理不与法院、仲裁委员会发生关联的法律事务，主要包括咨询、代书服务、专项法律服务和法律顾问服务及其他服务。在西方法治国家，律师的作用从来都不限于法律事务，而进入了政治社会事务环节，而不少律师也因此被称为律师 - 政治家或政治家型律师，律师在议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，律师最后成为政治家，以政治为业的概率也相当高。2.充当社会秩序的衍生平台 社会组织是一个制度性的平台，有相同或类似利益诉求的民众聚集在此平台中，形成共同的利益表达，可以与政府或市场主体进行有力的利益协商。

法治社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都表明，政府在法治社会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财政支持责任。法治社会建设的政府主导性，决定了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责任。

合作治理、协商治理以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和合作治理为核心，要求政府有相应的能力。在政府调控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，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会形成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因此需要对政府有一系列的职权赋予和责任配置。

合作治理、协商治理是对行政管理型治理模式的扬弃，政府与其它社会主体的关系趋向于分权、和谐共治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种主体都会有自身的利益，也会有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。

社会组织则可以在此方面发挥作用。在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，社会组织的意义同样重要，而且还可能有着中国特色的取向和意义。发展调控意味着，政府不再只通过直接命令、控制、管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，而是在法律范围内，发挥创意，以更加弹性、糅合、便捷的方式完成任务、达到目标。在所有的法律职业中，律师是最深入市场经济的，最市场化的，因此对市场的反应也最为敏感。

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治社会 。因此，企业作为法治社会的主体，需要积极开展法治宣传，同时这也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。

于企业而言，目前有诸多立法，但都不是直接针对企业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，因此，企业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发挥也有赖于制度赋权，尤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。各具体部门法中更是有各种具体规定。

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。无论是出于营销效益，还是从事公益活动，树立自身形象，律师介入政治社会事务的讨论，都是其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维度和手段。

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帮助，包括代理申诉、控告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、申请取保候审，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情况并提出意见，如果发现有逼供、诱供等情况时为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等。财政支持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，是达到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安排。既有制度的运转，虽然由不同的社会主体推进，但其运转空间，在实际上受政府的制约，政府给予的空间和支持力度必然影响制度运转的成效。【摘要】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三大核心任务之一，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，涉及范围广，要素关系杂，规划贯彻难，成效待期长，需要党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

良好的互相监督，将会在实践中保障制度初衷不变形走样，从而提高社会治理能力。敬畏法律，法律被想象为一种关于已知规则和程序的正规有序的理性的的系统，社会主体忠诚地接受法律的建构，相信法律程序能够提供正义和公正。

虽然在现实生活中，可能是强势群体更容易获得律师的帮助，但如果没有律师，弱势群体可能会毫无出路。在理念的驱使下，社会组织在广泛的领域中提供公共服务，包括文化教育、卫生保健、社会保障、基础设施、养老助残、特定群体帮扶、社区团结、抗灾扶贫、预防犯罪、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。

在企业民主治理方面，也有大量可以作为的空间。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、各种项目只有切实执行才具有真正的意义，从这层意义上说，实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。